狄更斯有一本知名小说《艰难时世》，写于1852年，写作出发点在于讽刺当时盛行的政治经济学包括马尔萨斯的人口统计学，他不是想抨击这些人，而是想骂背后的一套逻辑，即依托于数据、事实、所谓理性行事的功利主义。在这个小说里，有一个情节让人目瞪口呆，两个五十岁左右的男人A与B是朋友， A 是学校校长，信奉事实，不相信幻想、童话、爱情，凡事皆以最大利益出发，无明显利益之事何必要干，B也是同样的人，信奉白手起家，信奉最大利益，是个工厂主与银行家。A有个十几二十岁的女儿，B想娶这个友人之女。A居然劝说女儿嫁给B，女儿说这种隔了三十岁的能嫁？A说怎么不能嫁，英格兰、威尔士、印度、中国这样的婚姻都是常态，即事实，你有什么不能嫁的？女儿嫁了。

这种基于统计学的功利主义的诡异就在于，仿佛60% 80% 这样的数字或者大多数、常态这样的用语一出来，人们就要接受被迫压在自己身上的某类“事实”。狄更斯作为最伟大的作家显然是瞧不上这种蔑视个人境遇、个人情感的功利主义的。他给上文的A和B都设置了悲惨的结局。A的一儿一女在他的冷酷教育下，儿子成了放浪的赌徒，最后金融犯罪逃到海外，女儿在缺爱的环境下长大差点偷情出轨，最后精神大崩溃。B这个角色，最后被揭穿白手起家的孤儿故事是假的，自己有妈有师傅，若干年后，中风死于路上，众人争夺他的遗产。

冷酷数字、冷酷事实，尤其在与人打交道的过程中要小心。如果人与人的关系是靠数字说话，利益交换，人活着还有啥子意思。爱情的某种可贵就在于它是人间罕有的仅靠好感或奇异的心动就能存在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