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疾控中心工作，这里不止是故事，还是事故

文/灰灰酱

我是某县级疾控中心艾滋病科的一名检验师，日常工作主要负责HIV样本的采集以及检测。

初接触这份工作时，说不怕是假的，因此也算是边摸索边战斗。接触了许多病患，经历了各种尴尬与战战兢兢，现在虽说不上百毒不侵，但至少是轻车熟路。检验科的窗口很小，但透过它，我看到了另一番人生百态。

一、我了解的艾滋病概况

我接触这项工作的时间不算太长，所以简单谈一下我对艾滋病现状的一点看法。

说起艾滋病，大家应该是既熟悉又陌生。

12月1日是世界艾滋病日，所以每年12月前后，我们都会搞大量的宣传活动以及免费的培训。从长期以来的反馈来看，大家对于艾滋病还是知之甚少。

艾滋病离我们普通人很遥远吗？

并不。

在我参加工作以前，我一直觉得我们国家的艾滋病形势还相对乐观，因为长久以来中国是一个相对传统的国家，民风保守算是我们抵御艾滋病的一道很重要的防线。

但随着全球化的进程发展，这道防线的作用越来越弱，加之我们国家人口基数实在太大，实际感染艾滋病病毒的人数还是远超我们想象。

我曾天真地认为我们县级疾控的艾滋病科室只是一个摆设，但事实上，情况比我想象的要糟糕得多。

艾滋病的传播途径，我想大家都有所了解，血液传播，母婴传播和性传播。上世纪，我们国家的艾滋病传播主要是血液传播，现在，90%以上都是性传播，这其中，男男又占了大部分。艾滋病可不可怕？我想了很久，觉得答案应该是，既可怕又不可怕。

可怕是因为，到目前为止，它依然是一种绝症，同时还是一种传染病。伴随病痛而来的，还有名誉的损害、外界的歧视等种种影响。

为什么又说它不可怕？因为从传播途径上可以看出，我们平日与艾滋病人或HIV携带者正常的交往是不会有任何问题的。通俗点讲，只要你不卖血，只要你洁身自爱，艾滋病就离你很遥远。

在我们接诊的不少HIV感染者中，有的说住过一次酒店就感染上了，有的说在大街上不知道怎么好像被扎了一针就中奖了，这种可能完全没有吗？有，但是可能性是百分之零点零零零零几。

对于这些说法，我们不当真但也不揭穿，毕竟每个人想保护自己的心理总是可以理解的。

二、爱恨情仇

接下来，我想给大家讲几个故事。我用了爱恨情仇四个字，但其实我觉得还不够贴切，毕竟艾滋病这种疾病对于人性的考验真的不是一点点。

故事一：“怎么找对象？”

这个故事是我刚刚接触这一行时发生的。

来疾控中心自愿咨询检测HIV的人其实并不多，出于对隐私的考虑，很多人对疾控的恐惧甚至超过医院。

我们的门诊曾经接诊过一个病人——平日我一般不会称来检测的人为病人，但是那个男孩子一看就呈现着一种可怕的“病态”。

他坐在门诊部前面的台阶上，垂着头，看不清表情，只能看到苍白的脸，大夏天的套着一件长袖衣服，露出一截极细的手臂。

我心里咯噔一下，看了一眼，他确实是坐在艾滋病科的门口。当下我就有了几分了然，大概是发病了。

我喊了他一声，问他是不是来抽血。他点头，刚要起身，一个人连忙上来扶他，我这才发现，原来他身后一直站着一个背书包的老人。老人看起来年纪也挺大了，但在孱弱的儿子面前，反而显得身体还算硬朗。

男孩在窗口前的椅子上坐下，这才抬起脸，他的眼周、嘴角长满了疙瘩，看上去很是瘆人。

我问他能不能把袖子撸上去，他缓慢点头,可试了半天也没成功。

我也没多想，就小心地帮他挽了上去。之所以用了“小心”这个字眼,是因为我无意中看到他纤细手臂上密密麻麻的针眼。

现在我明白了，他的针眼意味着什么，但当时的我并不懂，还很二地问了他，“你最近抽过血啊？”他似乎一愣，然后想了很久，才点点头。我简单看了一下他的手臂，发现无处下针，有点不好意思地问他，“不然，抽另外一只胳膊？”

这时，他父亲突然开口，“医生，你这结果多久能出？”我一边帮他撸着袖子，一边回答，“两周以内。”

“不能快一点吗，我儿子眼睛这病，你们不出结果，医生不给我们治。”老人似乎有点焦灼，他看了儿子一眼，又有些期待地望着我。

我当时已经进针了，但是出血并不流畅，无奈，血管实在太细,而且干瘪。我尝试调换角度,还得应着老人的问题,“我们这先初步检测，出来结果还要向上级反馈，等上级的结果出来，再回到我们这边，也需要一定的时间。所以大致在两周以内，快的话一周左右也有可能。”

“那你说医生非得等你们这的结果，不给结果说没法治，这是为什么？”老人继续发问。

他问到这里我有点明白了，他其实并不知道艾滋病是种什么病，也不清楚它的危害，所以他心里只想快点治好他儿子的眼睛。

我思考了一会儿，说，“具体的事情你还是问问大夫吧，我们这边只管检测。”老人幽幽地“嗯”了一声。

我给男生拔下针，对老人说，“您给他摁一下吧，五分钟左右，不出血了再取下棉棒。”老人叹了口气，上前把儿子扶起来，低声嘟哝，“也不给治，这一脸疙瘩，怎么找对象。”

这时他儿子突然开口无奈地喊了一声，“爸。”然后转向我，“医生，对不起，我爸他不懂，以后有什么情况通知我就行了。”

我点点头，想了半天，说了一句，“下楼小心。”

男生笑笑，点头，“谢谢您。”

老人沉默着，浑浊的眼神悲喜难辨搀扶着儿子下了楼。

我看了看男孩子的身份证复印件， 1998年出生，顿时唏嘘不已。

后来，我跟资深的同事们说起这件事，她们很不在意，“你还是太年轻，等你接触多了就明白了，这种年轻人你看着乖乖巧巧的，实际上浪着呢。得这种病的小年轻，除了作死没有别的原因，不值得同情，就是老人确实可怜。”

我没说话，就是不断想起那个男生。我想象不出他作死的样子，至少在我面前他是彬彬有礼的，比我见过的大多数来指指点点的人更有礼貌。也许他知道自己命不久矣，也许他也后悔自己犯过的错误，但有可能他只是不注意保护自己呢，有可能他只是为爱疯狂了一次呢？命运有时候是不公平的。

如果说他对不起谁，可能也只有他的父母。老人还抱着传宗接代的朴素念想,但包括男生自己在内的我们都知道,这个愿望大概只能成为一个愿望了。

故事二：“我要结婚了！”

未经本人或者其监护人同意，任何单位或个人不得公开艾滋病病毒感染者、艾滋病病人及其家属的姓名、地址、工作单位、肖像、病史资料以及其他可能推断出其具体身份的信息。

——《艾滋病防治条例》第三十九条。

第二个故事的主角是一个中年男人。

这个人一进门诊我就注意到了，眼神闪烁，油头滑脑的。进了艾滋病科的门，他很小声地问道，“这边是体检么？”

接诊的同事当时正在做一份表格，没有注意到。坐在对桌的我便敲了敲她的桌子，她才抬起头，很温柔地问道，“你来做检测？”

中年男人想了一会儿，“我来做个健康体检，入职体检。”

同事皱了皱眉头，“健康体检在那边查体科，我们这边只检测HIV。”

中年男人打了个哈哈道，“我知道，我就是想来检测一下，看看身体有没有毛病。”

我们这就明白了，也不再过问他相关的情况，只让他填一下表格。

他拿起我们的表格看了会儿就放下，“我就是抽个血，填这么详细干什么？”

我重新把表格递给他，“这是上面的规定，您来检查HIV抗体，必须要填这个表格的。”

“不用了吧，医院里都不用这样的，你们这地方还这么多规定啊，我就是自己想有个数，你们告诉我结果就行，也不用给我报告。”他坚持不出示身份证。

“医院里也要身份证啊。”我刚想继续说，同事用手示意我不要说了，“你要检测就填好表我带你上去，不检测就算了，没有身份证我们是不能做的。”说完她就低下头继续做自己的事，我也没再说话。

那中年男人哼了一声，站在旁边，半晌扔出了一张身份证。“我记得这事国家规定是要保密的，你们登记就登记吧。”

姐姐接过身份证，笑笑，“当然，为你们保密是我们的职责。”

带他抽血之后，我做的实验，初筛结果是阳性。按照流程我们向上级反映了，几天后上级回馈过来的确证结果依然是阳性。也就是说这个人感染了艾滋病病毒无疑了。

当一个病人确诊之后，我们会通知他本人亲自来取报告，同时会建议他，通知亲属尤其是配偶来疾控检测。

这里说一个比较有趣的现象。一般女人如果确诊，大部分都会通知自己的丈夫来检测；但是如果确诊的是男人，百分之九十的情况，他会选择隐瞒。我只是说这个现象，不做评价。

这个男人也是百分之九十中的一个。他表格里虽然填写着未婚，但考虑到他的年纪，我们仍告知他，最好通知他的性伙伴来检测一下。他想都没想就否决了。

第一次跟他沟通，我们被挂了电话。但是按规定，对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和艾滋病病人，必须进行流调（流行病学调查）和定期随访。

于是第二天，我们又打了一个电话。同事换了一种说法，“我们这边按照要求必须要到您家消毒，并且向您的家人普及一下防护知识。希望您能配合一下。”当然没有这种规定，同事只是希望能尽可能多了解一些信息，毕竟这个人东拉西扯没有几句话是真实的。

这次他的态度依旧很强硬，“我跟你们说，你们别来！我爸妈都不知道！我就要结婚了！你们要是给我搞砸了，你们可等着吧！”第二次沟通依旧以被挂断电话告终。

但令我最震惊的不是我们被威胁了，而是我听说他要结婚了。

对于艾滋病人的绝对隐私保护，其实我到现在都是不支持的。国家制定这项规定的初心是希望艾滋病病人可以免于被歧视，但却也成了部分人危害他人、报复社会的筹码。艾滋病人是弱势群体，但绝对隐私保护却将健康人置于更弱势的境地。这实在太可怕！

当然，我不否认一部分患病的人是可怜人。但是很多都是老鼠屎，他们祸祸的可不是一锅粥那么简单。

后来的随访我没参与，听说他真的结婚了。

什么时候人最无奈？大概就是这种时候，明明知道结局却无法做任何事。我曾问过，我们可不可以报警，前辈们给我的回答都支支吾吾，这里面，有太多我们不能左右的事情了。

无奈的事情我们没有力量去改变，但是，我们还是有一些办法保护自己的。比如，在性生活中正确使用安全套，比如，重视婚前检查。

另外，提醒一下大家，许多传染性疾病，即便婚前检查的时候查出来，只要患病一方要求保密，医生也不能告知另一方。所以，一定要求与对方交换婚检报告。

故事三：卖孩子的艾滋病妈妈

最后这个故事，是我听科室的前辈们说的。故事发生在这个世纪初，我们这边妇女儿童医院报了一例艾滋阳性病例，是一名艾滋妈妈。这位妈妈其实是知情的，但由于当时医疗水平也有限，并没有经过任何阻断，就把孩子生了下来。孩子不出意外地中奖了。

后期，疾控人员在做流调的时候，发现这位艾滋妈妈是缅甸人，中文并不好，来到我们这是因为嫁给了我们当地一个村的村民。这个村怎么说呢，是个名副其实的贫困村，村里老少光棍有一堆，为数不多的已婚的多是这种情况，娶个外国新娘，或者用“买”更合适一些。只是为了传宗接代。

单位里的前辈去家里做随访的时候，见过这位朴实的农民。典型的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小麦肤色，笑起来憨憨的，脸上有很多沟壑。家里十分简陋，简陋到连张桌子都没有，只有两个破凳子，一坐上去还吱嘎地响。对于他热情递上的，用大茶缸盛的井水，前辈们没敢喝。

这件事情到这里我觉得已经很悲哀了，结局却比这更惊人。

缅甸妈妈把孩子生下来之后并没有带回家，也不进行治疗，而是转手卖给了外省的一个买家。买家同样很穷，无子，买这个孩子几乎要倾家荡产。

这是一个靠生孩子卖孩子为生的“妈妈”。

老农民倒是对来访的前辈们不设防，只是说起这件事就很无奈——这是没有办法的办法，他们要生活下去，他们没有钱。卖一个孩子能有两万块左右，这两万块，对他们来说是个天文数字。

这位老农民显然不了解艾滋病意味着什么，前辈们提及让他妻子接受治疗并让他也检测的时候，他拒绝了，只是嘟囔着没钱没钱，没钱治病，不卖孩子也活不下去。

前辈们知道这件事无法干预了，就走了。后来过了几个月，打电话过去，那位老农民说，他的妻子已经回缅甸了。

对于这种说法，前辈们自然是不相信的，但是顾及老农民实在不愿意说，也就没有强迫。一两年之后，前辈们得知那个艾滋妈妈根本没有走，非但没有走，而且又生了一对双胞胎，大眼睛，很是可爱。

在这里我想说明一下，其实现在母婴传播这条途径还是相对可控的，艾滋妈妈通过孕期的用药，剖宫产分娩，婴儿出生后用药以及配合人工喂养，是可以进行阻断的，也就是说，艾滋妈妈也完全有可能孕育一个健康的宝宝。

当然作为艾滋病患者来讲，不生育是最明智的，可是如果要生育，就一定一定一定要进行阻断，不能讳疾忌医。

回到这件事上来，当前辈们再一次得知相关消息，听到的就是艾滋妈妈的死讯了。她们跟领导反映了这件事，听说当时也联合了公安部门，寻找过这几个艾滋宝宝的下落，但是至今没有音信。也许，都不在了吧。

贫穷可怕，愚昧比贫穷更可怕。我们生活的这个社会，真的不像想象得那么美好。

三、艾滋病的防治

令人唏嘘的故事每天都在发生，大环境如此，并非一朝一夕一己之力能改变得了。作为普通人，一定要时刻有保护自己的意识，洁身自好。还有我上文提到过的，重视与正确使用防护措施。

如果有高危行为发生，24小时内，最迟72小时内，服用艾滋病阻断药，且需按时按量服用，很大几率可以成功阻断艾滋病感染。当然，艾滋病毒是杀不死的，药物只是控制病毒的扩散，随着时间的推移，初始感染病毒的细胞会死掉，病毒就会从体内清除了。

阻断药物，通常可以去市级的疾控中心、传染病医院等专业机构购买。小的医疗机构可能不会配备相关药物。

但是抗阻断药物并不是一种保障。它具有很强的副作用，而且阻断几率并不是百分之百，所以比起事后去补救，不如在事前就预防。

万一真的感染了艾滋病毒，也不要过于悲观，一定要早检测，早治疗。虽然目前在全世界范围内仍然没有能治愈艾滋病的药物，但艾滋病病毒是可以控制的，积极配合治疗，可以很大程度地提高生活质量，延长预期寿命。

治疗方案上，目前最为有效的还是“鸡尾酒疗法”，一般采用三种抗病毒药物联合用药。国际上已获批用于HIV治疗的药物已超30种/6类，我们国家免费治疗药物主要为7种/3类。虽然免费药物与发达国家还是有一定差距，但是可以满足大部分感染者的一、二线治疗。

想要获取更好更先进的药物，可以选择国内上市的自费药物，如果是国内没有上市的，有条件的患者也可以在国外购买。

我们国家提供了免费的抗病毒治疗，虽然相比发达国家而言，免费药物种类有限。最后，作为一个医护人员，我还是希望大家警钟长鸣，防患于未然。也希望所有的健康人，或者感染者，都能善待他人。因果循环，报应不爽。善待他人就是最好的福报。

—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