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0后都有孩子了，也都看过《中国合伙人》，电影只是电影，孩子的教育却不能拿来儿戏。现行教育体制确实有很大的问题。不争论，抛砖引玉，大家一起来探讨。

草根，曲折，成功。《中国合伙人》的励志创业故事在中国，永远都有其存在的价值，但现在新的版本出现了。

2017年7月，好未来（前身“学而思”，以下采用“学而思”）的市值首次超过新东方，人们发现，一个是俞敏洪用10年时间让股价涨了9倍的新东方，另一个是张邦鑫用7年的时间让市值膨胀9倍的学而思。

企业市值的较量从经济层面讲，饶有趣味。但在经济结果以外，这个案例正好提出了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问题：我们的孩子是谁？教育应该如何帮助他们成长？
争夺K12

俞敏洪在1993年创办了新东方，因培训留学考试一举成名，稳坐教育培训机构的头把交椅。甚至2006年在美国进行上市路演时，许多华尔街的中国人都曾经是新东方的学生。

新东方的崛起，极大地激发了人们的想象力，一群极富野心的创业家南征北伐中国的教育市场，也将这个市场分得越来越细。
2003年，张邦鑫入局，成立学而思。2010年，赴美上市。成为国内首家在美上市的中小学教育机构。2013年，“学而思”更名为“好未来”，全面布局教育产业。

张邦鑫的创业传奇几乎是俞敏洪的翻版，要说不同，就在于一个选了英语，一个选了数学。还有一点，是学而思似乎是为K12（专注于小学，初中，高中这12年过程的全科课外辅导）而生，而K12起初并不被新东方重视。

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截至2015年，我国大概有在校中小学生1.64亿人，到2020年，预计将达到2.12亿人。从这点上来看，对于中国的教育机构，K12不只是一项业务，更是一场布局当下关乎未来的角逐。

2008年，新东方的K12业务拓展到了全科。到2011年，新东方K12业务营收增长约130%，营收占比约35%，超过留学考试业务成为新东方最大的收入来源。此后，K12业务就一直成为新东方主要的聚宝盆。

当大家感叹俞敏洪的目光敏锐时，新东方内部的情绪并不高。“这只是一场被动的选择，”张宜南对《南风窗》记者说。这位新东方西南地区的前财务员认为：“留学生的基数没有中小学生大，更何况留学市场也在不断瓜分。”

事实上，颇为吸引眼球的出国留学潮，其总人数并非如外界普遍感觉的那样在高速增长。据教育部数据显示，2011年留学人数增长率为19.32%，2012年为17.63%，而2013年仅为3.58%。
与此同时，面对愈演愈烈的国内应试教育，学生受教育年龄在不断降低，争抢优质教育资源的家长人数在不断增多，这些需求最终“落在”K12市场。

速途研究院的报告显示，从2013年的1800亿到2016年的3270亿，三年时间内，K12市场的规模增长近一倍。

相比留学潮的回落，需求旺盛、成为刚需的K12市场，无疑是一块肥肉。要维持教育培训市场霸主地位，要维持增长空间持续，当然，也为了股价和投资者，俞敏洪也必须选择K12业务。

一个很奇特的事实是，尽管新东方和学而思都在K12取得了令人惊叹的业绩和增速，不过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它们没有发生过正面的竞争。至少，在学而思起步阶段，对新东方这样的巨头而言，学而思的星星之火，不会形成颠覆新东方的燎原之势。

但是形势的发展让许多人所料未及。2013年，学而思十岁的时候，新东方在当年二季度净亏损了1580万美元。接着在2016年，新东方被披露在留学咨询业务上造假，股价一度暴跌24%。这时候人们才恍然发现，那个从兼职做家教，靠补课壮大的张邦鑫已然登堂入室。

2018财年第一季度，新东方净收入约为6.61亿美元，同比增长23.8%。而学而思净收入约4.56亿美元，同比增幅为68.1%。单纯从数据的绝对值上看，前辈新东方依然领先。但在投资者的手高高举起的时候，学而思比新东方不逞多让。
谁是支付者

41岁的黄媛坐在广州天河区学而思一间教室的后面，她在草稿纸上做的数学题，和在前排上课的儿子是同样的。今天，这样的“陪读”模式在所有培训机构里比比皆是，是一种常态。在黄媛眼里，学而思有点“高大上”。

黄媛所谓的“高大上”，是学而思对学生宁缺毋滥的选拔原则。反过来说，不是每个学生都可以上学而思。其次是学而思的分班原则。每个学生至少要经过一次入学考试，然后被分到相应的班里。这是学而思自有的渐进式在“揽客”（即学生的增长）模式。

之前也曾把小孩送到新东方参加暑期课的黄媛观察到，新东方的一个班级动辄百人，里面的学生自控能力和学习能力各有千秋。新东方讲师李敬炜也认同这个说法，因为新东方无论大小班级，入学几乎没有门槛。
在K12业务的拓展中，新东方照搬了英语“揽客”的那套模式。建立分校、品牌促销、短期营收。从结果来看，它的营收数据比学而思更好。然而“现在看，新东方的一个大班里有一、两百人，大家就觉得是很多人了，但在前几年是四、五百人呀。”新东方上海校区的讲师李敬炜对《南风窗》记者说。

物业租着，人员雇着，水电耗着，分分秒秒都要花钱。当教育遇上商业，活下去的必要条件就是持续创造稳定的现金流。在一线城市，学生数量减少，但成本却没有随之同幅度减少，意味着现金流的下滑，在资本市场，这很不好看。

因此，新东方的分校不断地下沉到三、四线城市。不过，张宜南质疑这样的扩张方式和速度是否适合K12市场。她认为，新东方优先开展的高年级业务，导致口碑很难向下传递。

中小学辅导为小班制教学，需要引入大量教师，要求学生不断续班，以保证营业收入的持续增长。然而，多数情况是“学生来上一期课程就走了，没法续班”。

这两种招生方式，其实指向两种生源：新东方笼络所有学生，学而思则盯住能出成效的小孩。

不管全部还是部分，关键是，哪种方式更能增加营业收入？其实，问题的根本是，哪种生源的消费能力更强？
遭遇学生退课，原本是教育培训机构的常态，但作为新东方讲师的李敬炜，遇到学生退课时，听到家长留下这样的话：“你们为什么不能像学而思那样把小孩管的严格一些？”在李敬炜看来，新东方将对成人使用的发散式教学模式，辐射到低年龄段的k12教学中，并不符合“中式家长”的教育认知。

严格是话语表达的一种形式。中式教育的指挥棒受制于高考升学，是一种追求升学率的应试教育。在中式家长眼里，教育机构的核心竞争力还是教学质量，最终结果是分数。

或者说，仍处在财富快速流动中的当下中国，尚未形成固化的社会阶层，“学而优则仕”、“知识改变命运”仍然是人们心目中颠扑不破的真理，升学则是最直接也最便捷的上升通道。

培育优质教育，新东方采用了明星讲师制度。就像新东方的地铁广告，永远是站一排穿着西装的教师，重视人才是新东方的基因。

不过，对名师的依赖，也让新东方挣扎。家长在给孩子选择课外补习班的时候，的确会在乎教育培训机构的品牌，但最重要的还是在乎孩子的学习成绩能不能得到提高。在这方面，老师的名气和实力大过机构，这是K12的核心。

家教出身的张邦鑫比俞敏洪更清楚这点。

学而思对教师的训练采取了标准化模式。一位学而思教师告诉本刊记者，他们培训期间，每天50元餐饮补助，住宿不花钱，报销交通费用，整个培训就只做一件事——练课。凌晨备课、板书漂亮、声音洪亮、拿出激情等都有统一的标准和要求，这使学而思的教学保持了可复制性的可能，也让“三四线城市拥有一流教学资源”成为可能。相比新东方一直做大的思路，这便是学而思弯道超车的策略。

在接受本刊记者调查的教育培训机构中有一个共识：学而思吃透了应试规则。在看似只关联学生和老师的教育培训机构，在看似精悍但却丰富的K12产业链中，真正对营收起决定作用的，是那些为孩子争抢优质教育名额的家长们。他们作为孩子教育费用的支付方，在优质教学资源面前既持币待购，又重复消费，而最重要的是这种可重复的消费。

续班是教育培训机构重复消费的最直接体现。续班和约会网站是一个道理。在这个以结果为导向的K12市场，只有学生愿意续班，才会带来源源不断的营收。这有点像约会和婚恋，听起来差不多，但其实不一样，前者的用户重复性使用和消费的可能性更大。这也就是为什么陌陌比世纪佳缘的市值高。
岂止是补课

不过还有一点“高大上”，是黄媛没提到的。对于应试教育机制的僵化与粗暴，广州某大学的中文教授郑奇海虽然深恶痛绝，但更多的是无奈。

郑奇海的小孩与黄媛的小孩在同一个班级。每周六夕阳西下，他要载着小孩穿越大半个城市，去学而思给小孩“加餐”。在郑奇海看来，学而思让应试考试变本加厉了。

“可是，你看这墙上贴的”，郑奇海向《南风窗》记者指着走廊上的板报，板报上主要是“祝贺学而思多少人，或者某某在竞赛里获奖”之类的宣传，在这些内容的刺激下，哪怕是“饥饿营销”，“也只好定好闹钟为小孩抢名额”。

郑奇海的态度有些令人不安。公允而论，我们都是在这样的教育氛围里学习并成长起来的。可是，若连郑奇海自己也深深质疑这个教育模式，那么他的孩子怎么能够相信呢？

更令人不安的是，郑奇海不是孤例。《中国中小学课外辅导行业研究报告》显示，有八成家长认为课外辅导是中小学教育的组成部分，在北上广深这样的一线城市，参加课外辅导的中小学生比例超过70%。
在现行教育升学体制下，孩子没有选择，家长们也没有选择。问题在于，部分家长选择孩子的教育方式只是跟风而已。他们对于给予孩子什么样的教育是最好这个问题的认知，停留在他们所受的教育层次上，没有认知升级，没有与时俱进，只好跟风。

基于对家长教育理念的缺失和停滞的判断，学校、教育培训机构在每年高考后张贴所谓的红榜，其目的不是表彰学生，而要告诉家长，这个学校、教育培训机构的教育水平在当下的体制内是多么厉害，迫使那些没有认知升级的家长对这个学校、教育培训机构趋之若鹜。

而在教育已然产业化的当下，收生率高就意味着收入高。这就是为什么学而思要把功夫花在K12上，也是为什么学而思的市值高于新东方。

但是整个社会的普遍倾向是，学生的负担越来越重。政府也开始介入。去年，成都学而思被叫停。今年，“为学生减负”也写进了政府报告。教育产业化是政府公共治理改革及教育自身发展的必由之路。然而，教育产业化并没有经过社会运动真正有力的捶打和拷问。

事实上，教育产业化的好坏，并不是由讨论或表态决定，而取决于现实的社会需求、价值导向和利益博弈。但现在，家长、学校、政府，乃至社会各方面，被教育竞争的焦虑攫住而忽略不同孩子的需求是不明智的。

社会学家郑也夫曾举例说，能研究出最好的手机的人，在社会上占的比例连1%都不到，你研究不出来，跟着用就行了。社会的分工是很细的，教育要多元化，绝不能让高等教育把越来越多的青少年裹挟进来，教育要呈现多样性。

一个不愿透露姓名的家长则告诉本刊记者，相比许多公办学校本身管理上缺乏活力，管理手段落后、单一，官僚化、体制化十分严重，已逐渐成为效率低下的组织，类似学而思等机构的教育理念则更适合自己的孩子。

他举例说，“我陪着女儿去听过他们的课，老师确实讲得深入浅出，很生动，这能够激发孩子学习的兴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