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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后都有孩子了，也都看过《中国合伙人》，电影只是电影，孩子的教育却不能拿来儿戏。现行教育体制确实有很大的问题。不争论，抛砖引玉，大家一起来探讨。

草根，曲折，成功。《中国合伙人》的励志创业故事在中国，永远都有其存在的价值，但现在新的版本出现了。

2017年7月，好未来（前身“学而思”，以下采用“学而思”）的市值首次超过新东方，人们发现，一个是俞敏洪用10年时间让股价涨了9倍的新东方，另一个是张邦鑫用7年的时间让市值膨胀9倍的学而思。

企业市值的较量从经济层面讲，饶有趣味。但在经济结果以外，这个案例正好提出了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问题：我们的孩子是谁？教育应该如何帮助他们成长？
争夺K12

俞敏洪在1993年创办了新东方，因培训留学考试一举成名，稳坐教育培训机构的头把交椅。甚至2006年在美国进行上市路演时，许多华尔街的中国人都曾经是新东方的学生。

新东方的崛起，极大地激发了人们的想象力，一群极富野心的创业家南征北伐中国的教育市场，也将这个市场分得越来越细。
2003年，张邦鑫入局，成立学而思。2010年，赴美上市。成为国内首家在美上市的中小学教育机构。2013年，“学而思”更名为“好未来”，全面布局教育产业。

张邦鑫的创业传奇几乎是俞敏洪的翻版，要说不同，就在于一个选了英语，一个选了数学。还有一点，是学而思似乎是为K12（专注于小学，初中，高中这12年过程的全科课外辅导）而生，而K12起初并不被新东方重视。

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截至2015年，我国大概有在校中小学生1.64亿人，到2020年，预计将达到2.12亿人。从这点上来看，对于中国的教育机构，K12不只是一项业务，更是一场布局当下关乎未来的角逐。

2008年，新东方的K12业务拓展到了全科。到2011年，新东方K12业务营收增长约130%，营收占比约35%，超过留学考试业务成为新东方最大的收入来源。此后，K12业务就一直成为新东方主要的聚宝盆。

当大家感叹俞敏洪的目光敏锐时，新东方内部的情绪并不高。“这只是一场被动的选择，”张宜南对《南风窗》记者说。这位新东方西南地区的前财务员认为：“留学生的基数没有中小学生大，更何况留学市场也在不断瓜分。”

事实上，颇为吸引眼球的出国留学潮，其总人数并非如外界普遍感觉的那样在高速增长。据教育部数据显示，2011年留学人数增长率为19.32%，2012年为17.63%，而2013年仅为3.58%。
与此同时，面对愈演愈烈的国内应试教育，学生受教育年龄在不断降低，争抢优质教育资源的家长人数在不断增多，这些需求最终“落在”K12市场。

速途研究院的报告显示，从2013年的1800亿到2016年的3270亿，三年时间内，K12市场的规模增长近一倍。

相比留学潮的回落，需求旺盛、成为刚需的K12市场，无疑是一块肥肉。要维持教育培训市场霸主地位，要维持增长空间持续，当然，也为了股价和投资者，俞敏洪也必须选择K12业务。

一个很奇特的事实是，尽管新东方和学而思都在K12取得了令人惊叹的业绩和增速，不过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它们没有发生过正面的竞争。至少，在学而思起步阶段，对新东方这样的巨头而言，学而思的星星之火，不会形成颠覆新东方的燎原之势。

但是形势的发展让许多人所料未及。2013年，学而思十岁的时候，新东方在当年二季度净亏损了1580万美元。接着在2016年，新东方被披露在留学咨询业务上造假，股价一度暴跌24%。这时候人们才恍然发现，那个从兼职做家教，靠补课壮大的张邦鑫已然登堂入室。

2018财年第一季度，新东方净收入约为6.61亿美元，同比增长23.8%。而学而思净收入约4.56亿美元，同比增幅为68.1%。单纯从数据的绝对值上看，前辈新东方依然领先。但在投资者的手高高举起的时候，学而思比新东方不逞多让。
谁是支付者

41岁的黄媛坐在广州天河区学而思一间教室的后面，她在草稿纸上做的数学题，和在前排上课的儿子是同样的。今天，这样的“陪读”模式在所有培训机构里比比皆是，是一种常态。在黄媛眼里，学而思有点“高大上”。

黄媛所谓的“高大上”，是学而思对学生宁缺毋滥的选拔原则。反过来说，不是每个学生都可以上学而思。其次是学而思的分班原则。每个学生至少要经过一次入学考试，然后被分到相应的班里。这是学而思自有的渐进式在“揽客”（即学生的增长）模式。

之前也曾把小孩送到新东方参加暑期课的黄媛观察到，新东方的一个班级动辄百人，里面的学生自控能力和学习能力各有千秋。新东方讲师李敬炜也认同这个说法，因为新东方无论大小班级，入学几乎没有门槛。
在K12业务的拓展中，新东方照搬了英语“揽客”的那套模式。建立分校、品牌促销、短期营收。从结果来看，它的营收数据比学而思更好。然而“现在看，新东方的一个大班里有一、两百人，大家就觉得是很多人了，但在前几年是四、五百人呀。”新东方上海校区的讲师李敬炜对《南风窗》记者说。

物业租着，人员雇着，水电耗着，分分秒秒都要花钱。当教育遇上商业，活下去的必要条件就是持续创造稳定的现金流。在一线城市，学生数量减少，但成本却没有随之同幅度减少，意味着现金流的下滑，在资本市场，这很不好看。

因此，新东方的分校不断地下沉到三、四线城市。不过，张宜南质疑这样的扩张方式和速度是否适合K12市场。她认为，新东方优先开展的高年级业务，导致口碑很难向下传递。

中小学辅导为小班制教学，需要引入大量教师，要求学生不断续班，以保证营业收入的持续增长。然而，多数情况是“学生来上一期课程就走了，没法续班”。

这两种招生方式，其实指向两种生源：新东方笼络所有学生，学而思则盯住能出成效的小孩。

不管全部还是部分，关键是，哪种方式更能增加营业收入？其实，问题的根本是，哪种生源的消费能力更强？
遭遇学生退课，原本是教育培训机构的常态，但作为新东方讲师的李敬炜，遇到学生退课时，听到家长留下这样的话：“你们为什么不能像学而思那样把小孩管的严格一些？”在李敬炜看来，新东方将对成人使用的发散式教学模式，辐射到低年龄段的k12教学中，并不符合“中式家长”的教育认知。

严格是话语表达的一种形式。中式教育的指挥棒受制于高考升学，是一种追求升学率的应试教育。在中式家长眼里，教育机构的核心竞争力还是教学质量，最终结果是分数。

或者说，仍处在财富快速流动中的当下中国，尚未形成固化的社会阶层，“学而优则仕”、“知识改变命运”仍然是人们心目中颠扑不破的真理，升学则是最直接也最便捷的上升通道。

培育优质教育，新东方采用了明星讲师制度。就像新东方的地铁广告，永远是站一排穿着西装的教师，重视人才是新东方的基因。

不过，对名师的依赖，也让新东方挣扎。家长在给孩子选择课外补习班的时候，的确会在乎教育培训机构的品牌，但最重要的还是在乎孩子的学习成绩能不能得到提高。在这方面，老师的名气和实力大过机构，这是K12的核心。

家教出身的张邦鑫比俞敏洪更清楚这点。

学而思对教师的训练采取了标准化模式。一位学而思教师告诉本刊记者，他们培训期间，每天50元餐饮补助，住宿不花钱，报销交通费用，整个培训就只做一件事——练课。凌晨备课、板书漂亮、声音洪亮、拿出激情等都有统一的标准和要求，这使学而思的教学保持了可复制性的可能，也让“三四线城市拥有一流教学资源”成为可能。相比新东方一直做大的思路，这便是学而思弯道超车的策略。

在接受本刊记者调查的教育培训机构中有一个共识：学而思吃透了应试规则。在看似只关联学生和老师的教育培训机构，在看似精悍但却丰富的K12产业链中，真正对营收起决定作用的，是那些为孩子争抢优质教育名额的家长们。他们作为孩子教育费用的支付方，在优质教学资源面前既持币待购，又重复消费，而最重要的是这种可重复的消费。

续班是教育培训机构重复消费的最直接体现。续班和约会网站是一个道理。在这个以结果为导向的K12市场，只有学生愿意续班，才会带来源源不断的营收。这有点像约会和婚恋，听起来差不多，但其实不一样，前者的用户重复性使用和消费的可能性更大。这也就是为什么陌陌比世纪佳缘的市值高。
岂止是补课

不过还有一点“高大上”，是黄媛没提到的。对于应试教育机制的僵化与粗暴，广州某大学的中文教授郑奇海虽然深恶痛绝，但更多的是无奈。

郑奇海的小孩与黄媛的小孩在同一个班级。每周六夕阳西下，他要载着小孩穿越大半个城市，去学而思给小孩“加餐”。在郑奇海看来，学而思让应试考试变本加厉了。

“可是，你看这墙上贴的”，郑奇海向《南风窗》记者指着走廊上的板报，板报上主要是“祝贺学而思多少人，或者某某在竞赛里获奖”之类的宣传，在这些内容的刺激下，哪怕是“饥饿营销”，“也只好定好闹钟为小孩抢名额”。

郑奇海的态度有些令人不安。公允而论，我们都是在这样的教育氛围里学习并成长起来的。可是，若连郑奇海自己也深深质疑这个教育模式，那么他的孩子怎么能够相信呢？

更令人不安的是，郑奇海不是孤例。《中国中小学课外辅导行业研究报告》显示，有八成家长认为课外辅导是中小学教育的组成部分，在北上广深这样的一线城市，参加课外辅导的中小学生比例超过70%。
在现行教育升学体制下，孩子没有选择，家长们也没有选择。问题在于，部分家长选择孩子的教育方式只是跟风而已。他们对于给予孩子什么样的教育是最好这个问题的认知，停留在他们所受的教育层次上，没有认知升级，没有与时俱进，只好跟风。

基于对家长教育理念的缺失和停滞的判断，学校、教育培训机构在每年高考后张贴所谓的红榜，其目的不是表彰学生，而要告诉家长，这个学校、教育培训机构的教育水平在当下的体制内是多么厉害，迫使那些没有认知升级的家长对这个学校、教育培训机构趋之若鹜。

而在教育已然产业化的当下，收生率高就意味着收入高。这就是为什么学而思要把功夫花在K12上，也是为什么学而思的市值高于新东方。

但是整个社会的普遍倾向是，学生的负担越来越重。政府也开始介入。去年，成都学而思被叫停。今年，“为学生减负”也写进了政府报告。教育产业化是政府公共治理改革及教育自身发展的必由之路。然而，教育产业化并没有经过社会运动真正有力的捶打和拷问。

事实上，教育产业化的好坏，并不是由讨论或表态决定，而取决于现实的社会需求、价值导向和利益博弈。但现在，家长、学校、政府，乃至社会各方面，被教育竞争的焦虑攫住而忽略不同孩子的需求是不明智的。

社会学家郑也夫曾举例说，能研究出最好的手机的人，在社会上占的比例连1%都不到，你研究不出来，跟着用就行了。社会的分工是很细的，教育要多元化，绝不能让高等教育把越来越多的青少年裹挟进来，教育要呈现多样性。

一个不愿透露姓名的家长则告诉本刊记者，相比许多公办学校本身管理上缺乏活力，管理手段落后、单一，官僚化、体制化十分严重，已逐渐成为效率低下的组织，类似学而思等机构的教育理念则更适合自己的孩子。

他举例说，“我陪着女儿去听过他们的课，老师确实讲得深入浅出，很生动，这能够激发孩子学习的兴趣。”

中国上海学生几年前首次参加「国际性标准化考试」，打败了来自数十个国竞争对手，有人将此称为西方国家被超越的「尴尬时刻」。英国为了效仿中国的成功，开始采用翻译版的中国教材，这些课本和上海公立小学使用的完全相同。

根据《纽约时报》报导，英国老师开始选择使用《真实上海数学》教材，共有36本课本直接由中文翻译成英文。对此，美国堪萨斯大学（University of Kansas）教育学教授赵勇说，「一直以来，亚洲人都在学习西方的教育体系，但情况突然出现了反转。」

在政府出资5400万美元的提倡下，英国超过半数以上的小学将采用上海和新加坡等一流教学地区所使用的数学教学法。英国教育部长尼克•吉布（Nick Gibb）表示，「我对现在所采取的措施充满信心，这将使年轻人为未来的学习及21世纪的工作环境做好准备。『不会数学』将成为过去式。」

国外媒体报导称，这种被称为「熟练掌握」的教学法使用图形表示，或以视觉技术来解释抽象概念，当全班学生都理解或「熟练掌握」后，老师才会进入下一阶段的教学。据悉，此教学法让香港、上海和新加坡的学生在国际学生评估计划（PISA）测试中名列前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