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杜/文
2008年，是我博士的最后一年。转眼10年过去，我还是没法理解那一年的经历在我人生中意味着什么。

在国内拿的博士学位后，我来美国做博士后。按我在国内的理解，“博士后”是刚毕业的博士生们正式进入学术圈或工作之前的缓冲期。可实际上，美国的博士后就相当于一个没有时限的实习期，除了繁重的科研任务，还要帮教授（实验室真正的老板）撰写论文和课题申请书，训练博士生们实验手法和技能，对职业空间没有任何提升。

对于大多数博士后而言，每周工作普遍在50小时以上。到了感恩节和圣诞节，老板回家团聚，学生们放假，博士后也只能独守实验室，且没有任何薪酬补偿。一旦实验室课题经费断档，教授还有教学和教务方面的薪酬支撑，学生则可以换实验室，博士后就只能走人——能不能找到下家、能找到怎样的下家，全凭运气，前任老板顶多写封推荐信而已。

那时候，我住在房东大姐的美式房子里，每次洗澡都能在卫生间各处看见她掉的头发，湿漉漉、一缕一缕的。那些头发就好似一柄利剑，悬在我头上——我不想变成她，一个做了10多年还不知何时才能做完的博士后。

北美的夜空，人和人就像漫天繁星，看起来很近，其实远到让人无法理解；偶尔相遇，也只是擦肩而过。

2008年的上半年，我是在厦门大学度过的。

我只是随导师去做毕业课题，不是厦大的学生，不能住学生宿舍，也没有学生证和图书卡，去食堂打饭都得蹭别人饭卡。

5月毕业季，校园里弥漫着软绵绵的感伤，鲁迅石像下全都刻着“不想毕业”之类的字迹。我常琢磨，我要是这个号称“全国最美高校”的学生，也肯定想再待个四年五载。可惜我是个“黑户”，当时的心态就跟现在融入不了大城市的民工差不多，只想赶紧毕业走人，出国去。

疯赶毕业论文的当口，在电视上看到大地震，想捐50块钱。当时在实验室，每个月能领五六百的补助，50块对于我，只是少吃顿海蛎煎而已。跟踢球认识的几个哥们儿说了，他们都不捐，还说鬼知道钱会到谁手里，于是我也没捐。可后来好多年一直忘不了，自己也后悔了——还不如捐了呢，管它到谁手，至少自己心安。

很快就回东北毕了业，去沈阳办签证。美国驻沈阳领事馆在和平区十四纬路，一大早排队面签，前面几个人围着一个女孩，大家手握手闭着眼念念有词。当我听到“感谢主啊”，才明白他们是在祷告。那女孩在国内读了神学院，想去美国深造。

轮到我了，签证官长得很混血，扫了两眼材料，开口说了句“回去等着吧”。我一听是东北话，登时五雷轰顶，练了两天两夜的英语愣是没用上。

排在我前面的那女孩，签证官是一黑人大妈，用德州腔问她，既然是学《圣经》，去哪儿不行，为啥非去America？女孩听不懂，急了，翻来覆去就一句英语：我去America不为别的，就为了学《圣经》。黑人大妈把她拒了，她哭着出来，和刚才祷告的兄弟姊妹抱成一团。

读研时我就想出国，不但为之努力，还没来由地笃信自己一定会出国。当时觉得那叫信念，现在回头看看，说成是少不更事的偏执也亦无不可。

那个陌生女孩的哭泣，让我头一次琢磨出国对于我的人生，究竟意味着什么。

然而这会儿琢磨为时已晚了。

8月底，东北县城凉意初露，赴美签证寄到我家。母亲脸上既藏不住笑，也藏不住愁。父亲倒是云淡风轻，只说时间赶得挺好，奥运一完事儿，北京就不堵了。

行李是父亲装的：棉被，棉衣，碗，勺，电饭锅，菜刀，鞋子，袜子，小塑料菜板和各种款式的鞋垫（不知听哪路亲戚说的，美国人居然不垫鞋垫）……我看着他一样一样往里装，心说这哪儿是去美国呢，去非洲大草原还差不多。

这些能铺满两大屋的物件硬是全让他装进去了，还是意犹未尽，说“要不是怕超重，还能再塞条电热毯”。

父亲也没什么高深的诀窍，只是一味地想办法压缩空间而已，比如饭锅里盛鞋垫，棉被中掖菜刀。母亲就在一旁说：“这老些东西，装了又散，散了又装，真服你爸了。”

父亲嫌超市的打包绳不结实，非要往里串粗铁丝。他年轻时当过钳工，手一沾铁就停不住，扣拧得结实无比，行李箱被他五花大绑，像一炸药包。后来我在美国落地，好不容易借了一把钳子，才能拆箱过活，把房东都看傻了。

爸妈一起去北京送我。临走前一晚，我出去跟同学喝酒，回来睡得很死。第二天上车，母亲嘀咕说：“你爸真是老了，总疑神疑鬼担心落啥东西。三更半夜非要把行李拆开，大小物件挨个过一遍才算放心，重新打好包天都亮了。”

在北京停3天。三口人马不停蹄，跟没出过门儿似的，恨不得把北京城逛个底儿朝天。

我是怕一停就会想，这一出去再回来就不知猴年马月了。至于爸妈为什么不停下歇歇，我也没问。三口人只闷头乱逛，闷头照相。

终于到了首都国际机场，父亲看起来很疲惫，母亲却跟我喋喋不休，说碰过生肉的手绝不能沾碗筷；说美国那边都用洗衣机，内衣内裤和外衣外裤千万要分开搅；又说美国人是美国人的体格儿，冬天光不出溜啥事儿没有，你千万别得瑟跟着瞎学。等最后到安检了，她又数落起我们县的裁缝。我说人家怎么了，新做的西服不挺合身嘛。她说你现在穿是合身，在美国吃几年高热量的汉堡，合不合身我就看不着了。

我听了摇头，笑着去过安检了。明明不敢回头，却还是回了头。

这一回头就看见母亲在哭。父亲也真是的，也不劝劝她，只背手站在一旁，左顾右盼的，不知在看些什么。

这是我头一次坐跨国航班，北京直飞芝加哥，13个小时，睡睡醒醒，比13年还漫长。邻座的哥们儿也是东北人，也学生物，也出来做博士后，就聊起来了。

“美帝不可久留，往死里整两年，赶紧杀回来占个坑儿！”昏暗中他的东北口音杀气腾腾。

他刚当上父亲，给我看手机里儿子的照片。还是滑盖儿的手机，像素又低，我只能看出个娃娃的轮廓，我就说：“恭喜，很可爱。”他摇头，说媳妇儿只给他一年时间，顶多一年半，要不他回国，要不就离。所以他心急火燎杀回去，不只是为占坑儿，还为了保住老婆孩子。

我俩边聊边刷靠椅上的显示屏，飞机在太平洋上一点点挪着，飞行高度是英尺，我俩却毫无概念。我有点羡慕他，心里想着，至少他对未来还有个方向，有方向就有盼头，可我呢？我要在美国“往死里整”几年呢？就算回去也没啥媳妇儿等我，但会有个坑儿给我占么？

待飞机终于在芝加哥落了地，我俩已聊得满脸油光。我转乘大巴，他转机飞往东海岸，习惯性互留了手机号，一想在美国用不上，又赶紧加了QQ。我俩同龄，连QQ都同样是7位号，当下相视一笑，就差没在俄亥俄机场宰口猪拜把子了。

就此别过，至今再无联系。

我常想，他现在应该陪儿子看世界杯呢吧，也不知在美国往死里整了几年，回国占了多大一坑儿。如果杜甫有7位号的QQ，个性签名会是“人生不相见，动如参与商”么？

我在美国的房东是一位中国大姐，已经做了10多年的博士后。人很热情，专门开车过来接我，开口就说：“欢迎来到玉米地。”

我坐上车向窗外一看，真的就是玉米地，齐刷刷一人多高，成片成片的一望无际。

大姐笑：“很荒凉很农村吧，许多国内人刚来都很失落。”我到觉得还好，从小在县城长大，大城市对我没啥吸引力，何况我来这儿是做博士后的，是荒凉还是繁华关我鸟事。

其实出来前，我是想找个美国人当室友，练练英语啥的。但母亲却坚信，还是咱中国自己人靠谱。为了让她安心，我才和这位大姐联系上，她发过来我要住的房间照片：中央空调，实木地板，窗外还能看见剪成板儿寸的绿草坪。

可当她把我接到家，却让我在客厅先将就两天，因为住我房间的房客还没搬走。本以为她说将就是睡沙发什么的，岂知是我自作多情——客厅根本没沙发，只有两把美式的安乐椅，挂道帘子和厨房隔开，我打地铺而已。

刚飞了13个小时，又云里雾里倒着时差，得亏是10年前的身子骨儿，地铺就地铺吧，难不成当下就退了房在玉米地里现找？至于租金该怎么算，也由房东去吧。

真正让我头疼的是洗澡。

这栋美式木头房只有一个能洗澡的卫生间，却住了六口人：大姐一家三口、暂住我房间的那对小夫妻和我。

首先，是要可着大姐家先洗的。她做科研辛苦，又要顾家，洗澡大概弥足珍贵的放松，所以一洗就半个多小时，水汽总是透过门，一阵一阵地弥散进客厅。她先生曾在国内当过兵，来美国这么多年一句英语不讲，一洗澡就高唱着“一二三四一二三四像首歌”，很是惊悚。

至于那对小夫妻，都是挑晚上洗，老公搭着老婆的肩笑嘻嘻进卫生间，鸳鸯戏水戏到夜深。卫生间和我睡的客厅只隔着两层木板。我因时差而失眠，耳朵又很灵敏，该听的不该听的全收进脑子里搅成一团糊了。

当时在美国跟国内打电话，用的是“长城卡”。大姐给了我一张，让我给家里报平安。母亲上来就问一切可好。我说都好。又问时差倒过来了么。我说倒过来了。问这几天吃饭怎么办，大姐在一旁听了笑，说：“您甭担心，我们给他做就好了。”母亲忙让我把电话给大姐，先是连连道谢，又数落我不懂事，让大姐凡事多照顾照顾。

说到底，母亲还是担心我寄人篱下。

其实大姐在家根本不做饭，她先生在中餐馆打工，每天带回各种炒饭，不知道加了多少盐和酱油，油腻腻的，太惯着美国人口味了，连猪肉都能吃出爆米花味儿。所以，我都是自己做饭。

当我从行李箱掏出菜刀和菜板，在厨房摆开架势切土豆时，大姐的儿子Kevin跟了过来。那是个正在变声期的少年，据大姐说“将来非藤校不读”，我不敢怠慢，停下菜刀问他吃没吃，他却问我知不知道奥巴马其实是个非洲人。

Kevin七八岁就出来了，一口地道的美语，却对这国家毫无认同感。看出来是憋坏了，好容易逮着我这个刚出国的，没说两句就开始用半生不熟的汉语痛骂“韩国棒子”。

我问韩国咋惹着你了。

“棒子就是American养的dog！”

“你这都听谁说的？”

“天涯，铁血，你在国内不上么？”

Kevin说他从来不听美国歌儿，只听周杰伦。我乐了，说周杰伦那哼哼哈兮不也就是邯郸学步，学美国黑人那一套么。他不懂啥叫邯郸学步，我解释了，他倒急了，硬要我听他的mp3。

我拿来一看，里面存着几首《范特西》，大笑：“这都猴年马月了，你家偶像早‘依然范特西’了。”

他有点窘，沉默一会儿，颓然说：“还是old song好听。”转身就回地下室继续听他的《范特西》了。

我刀功差，跟Kevin扯了一通，土豆丝粗细不匀，又怕糊，添了好几次水，炖成一锅土豆条儿。给家里打电话，没人接。这里晚上10点，国内上午11点，也不知他们在忙些什么。

小夫妻就要回国了，男的在美国读了两年书，打出4大包行李，鸳鸯浴洗得特别晚。囫囵吃完，我干脆决定出去散散步。

踏黑而行，信步走进一处公园，虫鸣蛙叫，星垂满天，流萤烂漫。草丛里忽然探出野鹿两头，月光下一前一后，一高一矮，估计是一公一母，我心里还觉得挺新鲜。在这片中西部的玉米地，我忽然很想吼两句李商隐。

回去被邻居家的黑人小孩拦住了：“Hey man, cigarettes?”

“No.”

“Fxxk ya.”

其实，我之所以进了这个包围在玉米地当中的实验室，只是因为在国内读过这老板的论文，发了封套瓷email，打了通越洋电话，仅此而已。好在我走运，老板在学术上颇有声望，为人也很厚道，我才能发表论文，10年后也才终于得以离开校园进了公司。

然而这都只是运气而已。

从整个领域来看，有太多老板的学术成就是建立在对博士后——尤其是非美国本土的博士后——无底洞式的盘剥上。

美国虽是个法治国家，然而在教授与其雇佣的博士后之间，却是一块灰色的无主之地。两者间的关系义务，既没有明确界定，对处于绝对弱势的博士后而言，更是缺乏规则保护。有不少闹到翻脸的，往往都是以博士后一方鸡蛋撞墙式的惨烈下场而告终。

极端情况下，这种冲突也会酿成血光之灾：2016年，一名前西奈山（Mount Sinai）伊坎医学院的中国博士后，开枪射伤两人，其中就包括他的前老板。

大家都说能者多劳，又说多劳多得。我顶多同意一半：缺乏制度上的保障，不论能者还是弱者，最后都沦为只劳不得。

那时，我经常上一个华人论坛，在上面见识到的，是赤裸裸的语言暴力：韩国人叫“棒子”，白人女孩叫“白牛（牛谐音妞）”，嫁给白人的中国女性叫“外f”，而在美国的中国博士后——尤其是我们做生物的——叫“千年老妖博后”，简称“千老”，以此来戏谑这种无休无止做博士后的人生惨状。

这BBS上曾发过一篇很有名的帖子《我是千老》。作者生于60年代，自嘲说“当年上大学什么也都不懂，稀里糊涂学了生物”，日后“因为心高气盛，不太善于搞人际关系”而辞掉国内工作读研，直到美国大学聘他去做博士后，才觉得“终于给自己创造了改变命运的机会”。

这位60后大哥笔调沧桑地描写了妻儿是如何赴美团聚，以及数次更换实验室的经历。而对自己尚在延续的“千老”岁月，他是这样形容的：

“实验室做了那么多年，什么是什么，究竟怎么回事儿，也越来越清楚，看淡了；我尽量找能给我钱多一点的，稳定点的实验室，毕竟我还要为了我的孩子，毕竟我不认为自己还是那个为了出人头地能忍耐一两年牛老板压榨、然后立马走人的愣头小伙子了。”

大哥这般挖心掏肺，也是想劝劝年轻的网友：“人人都不容易，何必嗤之以鼻的，把心放平些，什么都好办了。”

后来，这个词还衍生出“琐男千老”和“卢瑟（loser）千老”等各种组合。我一度以为这些网络用语来自国内，后来才知是这边的中国网友原创，只是我们骨子里的阿Q精神在美国服务器上发扬光大而已。

我就想，我的房东大姐，在家里是妻子母亲，到学校是加班加点的博士后，如果在BBS上，她又是什么呢？“千年卢瑟老妖琐女”？还有在飞机上偶遇的东北哥们，我也总算领受到了那句“往死里整两年”里的杀气了。

等我自己终于爬出了博士后的泥潭，我也才敢承认，自己和这些恶语相向的家伙，并没有什么本质上的不同。

日光之下并无新事，人性之下更是彼此彼此。

博士后的生活虽不温柔，却不妨碍这小镇秋日的美好：湛蓝的天，软绵绵的云，黄红相间的叶，树枝上一跳一跃的灰松鼠。

我每天步行去实验室，都会走过一条铺满红砖的小路，砖铺得细密紧实，是吸足了阳光雨露的绛红色，看上去满眼的舒服。一场细雨过后，砖块就又被滋润一回，更像是攒在一起的、熟透的草莓了。光脚踩上去，踏踏实实的温润传到脑根，总让我想起夏日的黑龙江畔。

我还去过留学生办的中秋联欢晚会，掏了10美元买张票溜进去的，发现台面上蹿下跳的都是学生会的头头脑脑，跟国内见过的一模一样。

我虽然还在学校厮混，但早已没了做学生时的心境，兴味索然，看了两眼就直奔后面那两桌月饼去了。掰开一块尝尝，枣泥蛋黄两样馅儿，腥甜腥甜，在国内也就是个地摊货水准，在这边大概就要论美金而沽了。

月饼旁边还站了不少人，张口互问国内哪个学校出来的。这话题不错，特别是有几位母校牌子还挺响的。等我把学校名字报出来，大家“哦”一声，便各自低下头继续掰月饼，再无别话。

我也习惯了，这里所谓的社交生活，大概也都无非如此。

我终于开始慢慢融入这里的生活，是从真正体会到拥有一辆车子的必要性开始的。

当时，我都是坐公交去沃尔玛，驾驶员是一脸怒相的黑人大妈，准时准点，风雨不误。当地人也有坐公交买菜的，但人家都用布质购物袋，大方体面又环保。我则浑身挂满了印有沃尔玛商标的塑料袋，里面塞着土豆西芹鸡翅脱脂牛奶，一看就是刚从国内来的。第一次去还有些发窘，对面的白人老太太就对我一笑：“Lots of good stuff，huh？（很多好东西，不是吗？）”

车上也有几个我这样挂满塑料袋的中国人，都是男的，互不搭茬，又能感觉到彼此的存在，像丛林里散落的菌类。再过上一阵，就有人不再坐这趟公交了，要么是回了国，要么是买了车，其他几个中国人就都很羡慕。好在很快又会冒出一个新来的，大家心里也就平衡了。

我第一次蹭同胞的车，还是因为踢球认识一个东北人，很年轻，可因为常年踢中后卫，硬生生踢出一脸老相，大伙就叫他老陈。每次踢野球，都是他开车捎我去那个12英里外的塑胶球场。我要请吃饭，他嘿嘿一笑：“可拉倒吧你！先出来的帮后出来的，谁都是这么帮出来的。”

老陈那会儿刚结婚，博士答完辩硅谷的工作就找妥了。他要搬走，想卖掉他的丰田车：94年的花冠，跑了16万英里，转过无数人无数手。

那天我们跟韩国人踢了场狠的，好几个人都抽筋了，老陈啥事没有，大伙笑说你这也不像刚结婚呢。他送我回去，问我想不想买这车，500刀。

“谢谢陈哥，我不会开车。”

“不会开更得买旧车了！我教你，俩礼拜包你拿到驾照！”

五百刀已经便宜得不像话，何况还有人教开车。我回头给他打电话，没人接。第二天再打，还是没人接。

再听到老陈的消息，竟然是死讯：他当天踢完回家，关上卫生间的门洗澡，洗了1个多小时，妻子觉得不对，喊人，没音，拍门，不应，里面只有哗哗的水声。当下破门而入，丈夫赤条条躺水里，急救车过来已经晚了：突发性心血管破裂。

老陈的告别仪式还是学生会给办的，还在办中秋晚会的那个场馆，只是枣泥蛋黄月饼没了，只有稀稀落落的抽泣声。

老陈生前有过哪些重要的人，死后一目了然：新婚燕尔的妻子一袭黑裙，国内赶来的父母肿着双眼，再有就是球队几个哥们儿。

大家就那么站着，倒有点像送站，老陈就像踏上了一趟不知开往何处的列车。

我也去了，第一次穿那套老家裁缝给做的西服。白发人送黑发人，我想跟老陈的父母说两句安慰话，却什么也说不出来。原来人生一世，能说出口的，基本都是废话。

老陈就这么没了，就像某次比赛他没打招呼就不来一样。球队也散了，大家约好似的互不联系，好像再凑一起踢球，就对不起另一个世界的老陈。

后记

2008年第一次下雪，我总算买了车。白天没人教，夜里自己趁黑鼓捣，居然没被警察逮到。等拿到驾照上路，已是来年开春，装一装行李，就准备从房东大姐那儿搬走了。

她也不留我，只是淡淡地说：“住得不爽就走呗。”

我和她同在一个小小的大学城，却再没有过什么联系。直到9年后我找到工作，要从玉米地搬走，才偶然遇到。一起吃了顿饭，只有她和儿子Kevin。我问她先生去哪儿了。她笑，说他实在受不了美国了，就先回国了。

我搞不清这“先回国”的含义，不再做声，用筷子扒拉油腻腻的美式宫保鸡丁。

她自己又说：“我也要回国了。”

“博士后做完了？”

“不做了。那玩意儿还有个完？”

“回国去哪儿呢？”

“没定好去哪儿……哪儿给安排房子，我和老公就去哪儿吧。”

我点头称是。

“回去晚了，好坑儿都被人占了。”大姐笑着去结账，“我儿子毕业了，这顿我请。”

Kevin刚刚读完芝加哥大学的本科，已长成了一个高大的帅小伙。

我问他还听周杰伦么。

他笑着摇头，谦逊，腼腆，对未来满是憧憬。

就此别过。大姐为回国做准备，我也开车上了高速。副驾座上摞着锅碗瓢盆什么的，一到新地方就能用上。六七小时的高速，那些旧物像老朋友似的陪在身旁，倒也不觉得太漫长。

20多岁时，我曾飞过太平洋，觉得自己不可能会被国界束缚。岂知毕业10年，出国10年，换过无数次公寓，见识过无数次聚散离合，越发觉着“美漂”二字贴切。

人和人像星辰，在同一块夜幕闪烁浮动，看上去挺近，其实远到让人无法理解；偶尔相遇，也只是擦肩而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