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变的时间很长，但事情在往好的方向发展
地理位置靠近巴黎的欧洲工商管理学院商学院的伊贝拉教授说，“女性在什么领域都不是最顶尖的”，“很多女性都能在高潜力的名单之列，然后就是永远地在那煎熬。”不管是在商业界抑或是在政治，学术，法律，医学，艺术领域，甚至是在几乎所有你能谈的到的领域里，这样的现状都是广泛而且真实存在的。

世界范围内的各国国会类别的机构中，尽管北欧人又一次表现突出，但女性平均占有的席位，仅仅只有20%(见图表6)。1906年，芬兰成为第一个赋予女性投票权的国家，那时候，很多女性在不同阶段都占有半数以上部长级别的职务。该国的前任首相是一位女性，现任的总统塔里娅•哈洛宁也是第一位身居要职的女性。他是律师，一个为女性勇敢争取权利的战士，也是一为单亲母亲，第二任期接近尾声，这样是她的最后任期，但是她似乎马上就会看到另一位女性总统的出现，“一个女总统是不够的”。世界的其它地方，女性政治领袖的登台，也不再那么让人感到意外—我们可以想到很多人：德国总理默克尔，巴西迪总统尔玛•罗塞夫，澳大利亚副总理姬拉德，还有利比里亚总统埃伦•约翰逊瑟利夫—但是即使是这些人，女性成为政治领袖离普遍程度还差很远。

男性与女性最惊人的差距仍然存在于职场。在日内瓦召开的智囊团世界经济论坛，在本月早期发布了最近的“全球性别差距报告”年报，报告中比较了135个国家在四个主要领域促进性别平等所取得的进展。世界经济论坛女性领袖和性别平等计划负责人，扎西迪说，大多数国家在健康和教育领域，近些年，已经在很大程度上缩小了差距。在第三个领域—-政治，差距依然很大，但是缩小差距的进程相对而言也比快速。第四领域—经济机会，转型之慢也令人痛心，这个问题，发达国家和发展国家都有。她说，“经济机会中，竞争越大，性别之间的差距就会越小，所以平等性别对待的增长，会促进经济增长。”

从表面上看，女性在为自己找工作增加砝码的准备过程中已然倾尽全力。（得知）她们的男人们只有获得了高学历，才能获得相对更好的工作（之后），她们也开始涌入大学。很多国家女性找工作的数量和许多女性和男性拥有工作的数量几乎相同。她们涌入商业界，从事专业工作。而且很多人，经过数日达到了中等级别的工作程度。但是她们中的绝大部分人却就此止步。

出现这样现象的原因很复杂，但是有些原因却很明显：一，大多数的机构或公司的结构方式还是几十年前建立之初的样子。那个时候，已婚男人是家里的支柱，结了婚的女人也只是呆在家里。纵使绝大部分的家庭已经不在是那样的结构，很多公司却并不会接纳这样的改变。公司认为他们如果像对待男性那样的去对待女性的话，他们就是在走平等主义路线，而女人的情况（较之于男性）经常又是不同的。世界大企业联合会智库高管梅特兰 说“我们应该让工作体系去适应女性，而不是反着来。”她同时与（Avivah Wittenberg-Cox）阿维娃•维滕贝格•考克斯合作写了一本讲述女性所担当的领袖角色的书：《女人不容小觑》。很多男性，恰恰愿意看到他们的工作更具灵活性，这样他们的生活可以过地更好。

二，不必否认上天安排女人在生物学所担任的角色，但如果对女性生孩子度女性的事业没有影响的事实装作不知道的话，那么你就会显得很无知。虽然现在的女性生孩子时间开始推迟，数量上也有所减少，但是，只有在事业心强的人都在疯狂的为达到他们事业顶峰而厮杀的时候，女人们才会经常性地开始考虑组建一个家庭的事情。大多数的公司都会在特定的时期为那些胸有大志的公司领袖设定重要的目标（如为他找一个搭档或者让他进入董事会）。有的女性也加入这样的激烈竞争中来，忘记了生孩子的事，但是在觉得很难撵上那些人的脚步的时候，她们就会拿出一部分时间来成家。

三，女性最大的敌人往往是自己。较之于男性，她们自信不足，也不会表达自己的观点，所以她们就不会得到称心的工作任务，或者是升职，抑或是加薪。（Harvard’s Kennedy School）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的（Iris Bohnet）爱丽丝教授谈到，女性没有男性那么会为自己争取立场（虽然女性为别人争取的时候做的很好），当她们并不清楚的时候，她们也更不愿意去主动提出自己的观点。她们太过于实在。哈佛商学院的（Robin Ely）罗宾教授所领导的研究小组接到邀请，给一个咨询公司提供一些建议，来解释为什么女性的人员流动率如此之高。那么这个小组发现公司的计划总是做的很差，而且要求的工作时间长。该小组还发现男性也并不快乐，但是他们却安安静静地自己搭理好事情，来更好的适应他们的生活。而女性要么沦为兼职，要么辞掉工作。

四，男女之间的差别表现地也很微妙。依然关注毕业生的商学院发现男性依靠潜力得到升职，而女性却是靠表现，所以她们的提升就会更慢一些。而女性却越来越适应这样的慢节奏，殊不知，就更加放慢了她们前进的步伐，所以二者之间的差别就必然的在双方都没有意识到的情况下悄然地拉锯开来。

明亮的火花很受欢迎

人类活动范围内对女性的不充分利用很显然是很浪费的。她们与男性拥有同样的认知天分，但由于她们的兴趣和风格的多样，就是她们促成了一个更多样性的，也可能是更具有创新性的工作体系。由于发达国家的劳动力开始老去，女性的才能在未来就更加的缺乏。那么要做些什么（来补救）呢？

立法能发挥很大的作用。在过去的几十年里，不管是发达国家还是贫穷国家，都通过了法律来确保女性有一个平等的机遇和同等的报酬。她们总是不能找到预想的工作，她们却让这种公然且粗俗的歧视变淡了一些。比方说，在过去的30到40年里，工资的差距，在大多数国家都缩小了，虽然这样进程最近表现性不是那么富有连贯性。

政府也通过多种方式给予帮助：确保税收条例对男人和女人都开工资的家庭公平；设立合理的法律来保证产假和小孩陪护假（但是这样的假期不能太长）；从长远来看，则合理化孩子在校的时间不冲突父母的工作。考虑到稍大一点的孩子的教育是公共用品，那么就有人提出，同时补贴较小的孩子的教育，或至少减税。

金色的裙子

政府是否应该立法来缩减公司男女人数上的差距么？挪威令人称道的地方时是该国要求国企或股份公司的董事会女性的数量为强制性的40%。十年内，女性在这方面的数字从6%达到要求。来自奥斯陆（Oslo）学术研究院的Aagoth Storvik 和 玛丽泰庚教授去年对挪威的这个改革进行了细致的分析，发现该政策一施行，激烈的争论就会自然地完全散去，而且目前看来，这样的体系运行的不错。但是他们同时也指出现在董事会任主席的人中，女性只占到了5%（在奥斯陆股票交易所上市的公司中，女性老板之占到了2%），所以这也并不能很快地改变格局。

然而，很多国家也会调挪威人的毛病。西班牙计划到2015年才把董事会女性的委任人数比例定到40%，而法国是到2017年。德国还在考虑是不是要强制性地增加女性的人数。今年早些时候，英国的一份政府工作报告推荐公司自由设定女性介入人数，但半年后，似乎只有少数公司响应，而且很多公司还在考虑当中。欧盟裁决委员会委员Viviane Rding 对欧洲商业界领袖说，要主动点，多多的让女性加入到董事会，否则的话，他们会很被动。

没人喜欢定量：定量看上去有些做表面文章和不公平竞争的意思。但是当初反对的人，开始有些转变了。伦敦商学院格拉顿教授就是其中的一个。定量将会让那些并不是很优秀的女性受到激发，很多人反对，她也接受这样的反对意见，但是她同时又指出，董事会里面也包含了很多并不优秀的男性。

但是有人认为你要做的仅仅是坚持不懈。目前身为英国工业联合会主席的（亚历山大）Dame Helen Alexander说，她并不支持定量，而更喜欢自由制定女性融入的数量。他认为英国大型的公司所取得的进程“真的是一片散沙”，但她认为公司在变好。她同时认为男性也在改变，尤其是在他们听到一个拥有挣钱的妻子的丈夫只会呆在家里照顾生活”之后。这样的改变20年之前是不可思议的。

老板在等待

当然年轻的男子事业才刚刚起步，他们看待世界与父辈不同。他们并不想拼命的工作，来使自己的事业更上一层楼，他们更愿意在工作和生活之间达到一种合理的平衡。这也是很多女性一直想要的。但是如果男性和女性都去追求这种平衡，雇主们就不会再拒绝，或许就会皆大欢喜。Facebook 上的Sandberg小姐 指出有研究表面夫妻搭档都是全职工作，共同平等的分担家里的责任，这样的夫妻离婚率更低，性生活更和谐。

在大多数的发展中国家中，这样的平衡仍然是一个遥远的梦境。而且即使是在发达国家，很多女性仍然会受到不平等对待。但是相比于过去的半个世纪—–那个时候，即使是在欧洲，女性都没有投票权，广泛受到歧视，女性的工作都是第二档，报酬差距悬殊—要好一些。毫无疑问，女性要过的更好一些，花费的时间可能又会很长。听一下一个中国银行业务员的报告（援引）：她工作地脚打后脑勺，照看家庭，赡养老人，却没有给自己留下时间。但是她仍然说她认为她很幸运“下辈子我还想做个女人。”

VIA 经济学人中文网